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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學軍:全球貨幣政策和科技發展將決定明年經濟走勢

2019-11-12 17:16:01

“全球貨幣政策的趨勢性調整和科技尤其是5G商業化應用的發展變化,會對明年經濟發展產生較大影響。2020年,是值得細心觀察和用心期待的一年?!?1月12日,中國銀保監會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于學軍在以“不確定時代的變與不變”為主題的“《財經》年會2020:預測與戰略”上如此表示。

于學軍表示,從外圍國際形勢即中國的外需來看,2019年是較為困難的一年。但明年有可能出現轉機。今年以來,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明顯加大,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在固定資產投資難以大幅擴大的情況下外需持續下滑。

在于學軍看來,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在短期內難以出現趨勢性扭轉,這是由中國經濟增長現階段所處的宏觀條件決定的。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我國所投放的信貸資金更多和過多集中在地方政府及其平臺和房地產開發中。但同時,人均貨幣工資也在提升。針對這些存在的問題,近兩年政府加大減稅降費和降低融資成本的政策力度,取得明顯成效,但是否可扭轉宏觀成本上升、比較成本優勢下降的局面,仍需假以時日,進一步觀察分析。

從金融角度來看,于學軍認為我國現正處于去杠桿和穩杠桿階段,資產泡沫開始壓縮,違約風險暴露明顯增多,這給生產、投資等經濟增長帶來新的難題。同時,少數中小金融機構風險上升,對支持實體企業發展也帶來一定的影響。

以下為發言實錄:

于學軍:尊敬的各位嘉賓、朋友:大家上午好!

《財經》雜志是中國最具全球影響力和戰略前瞻性的領袖媒體,有很多深度報道,廣受讀者的歡迎。我很高興有機會參加今年的《財經》年會。我看年會的主要目的,是匯集國內外政商學界對全球及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科技新趨勢及熱點問題的研究與探討,包括預測與戰略,發現不確定時代的變與不變。根據這個范圍,限于時間,我簡單談談對中國當前及明年宏觀經濟形勢的一些看法。

第一,從外圍國際形勢即中國的外需來看,2019年是較為困難的一年,2020年有可能出現轉機。今年以來,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明顯加大,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在固定資產投資難以大幅擴大的情況下外需持續下滑。1—9月以美元計算的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累計下降2.4%,其中出口減少0.1%,進口減少5%。雖然出口看起來減少不多,僅是微降,但相比前兩年增長7.9%和9.9%的前值卻是明顯下滑;同時,與同期GDP增長6.2%來比,也明顯成為一個“扯后腿”的因素。這主要由兩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是中美貿易摩擦直接造成的沖擊,這使中美雙方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今年以來均出現大幅度下降。二是全球經濟增長轉弱,國際貿易不景氣。據IMF最新預測,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3%,WTO預測的全球貿易增長只有1.2%,均是近年來增長緩慢的一年。當然,從最新報出的10月份數據以及11月4日結束的第126屆廣交會的出口成交情況來看,外貿形勢又似乎呈現企穩的態勢。但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尚早,下一步仍取決于中美貿易談判、中國投資環境變化以及全球經濟恢復增長等情況,仍需要時間做進一步的觀察與判斷。

另一方面,我認為2020年真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外部環境有可能發生較大的變化。一是美聯儲從今年7月末開始的貨幣政策調整,已連續減息三次,聯邦基準利率由初期的2.25%—2.5%調低至1.5%—1.75%。同時,美聯儲停止縮減資產負債表,近期又開始向金融市場注入流動性,這對美國及全球市場都會帶來明顯的影響,也致使各國貨幣匯率發生變化,并有可能刺激明年下半年全球需求回升,進而拉動世界經濟增長。二是一些科學技術上的突破與創新,如5G的商業化運用已經開始,許多改變也許是意外的或會超出我們的想象。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區塊鏈等,似乎也處在突破的前夜,加之5G技術的開發應用,也可能提供意想不到的助力,從而對經濟增長帶來重大影響,有的甚至對金融、貨幣等形成直接的沖擊。

總之,不確定時代的變與不變,就國際環境及科技創新來看,我感到2020年有許多方面也許是值得期待的一年。

第二,從國內形勢來看,經濟下行壓力在短期內難以出現趨勢性扭轉,這是由中國經濟增長現階段所處的宏觀條件決定的。主要是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中國貨幣信貸大量投放,并且這些投放的資金更多和過多集中在地方政府及其平臺和房地產開發中,表觀來看就是建了很多高鐵、高速公路、機場、港口、各種景觀等等,房地產連片開發,到處高樓林立,鱗次櫛比,城鄉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同時出現的問題卻是:地方政府債臺高筑,靠出賣土地即土地財政維持運轉,這樣各地土地價格成倍上漲,土地收入大幅增加,同時暴富了一大批房地產開發商。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中國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年銷售額不過幾百億元,近兩年其規模連續突破5000和6000億元大關。據最新報道:全國前50名房地產開發商擁有的財富達1.5萬億元,人均超過300億元。2018年全國各地政府的出讓土地收入達到6.5萬億元,成為政府重要的資金來源渠道。貨幣信貸大量投向地方政府及其平臺和房地產開發的同時,人均貨幣工資成倍提升,以打工為例,2008年金融危機前基本上每月掙幾百元,現在已上升為幾千元,差不多提高了近10倍;但在生活標準有所提高的同時,支出壓力也明顯加大。此外,住房、交通、物流等各種成本均大幅提高,致使過去中國在國際上長期存在的比較成本優勢被不斷地吞噬,以至于大部分生產制造企業出現生存難題,紛紛向東南亞等地轉移生產能力,現處于方興未艾之中。近兩年來,針對這些存在的問題,政府加大減稅降費和降低融資成本的政策力度,取得明顯成效,但是否可扭轉宏觀成本上升、比較成本優勢下降的局面,仍需假以時日,進一步觀察分析。

第三,從金融角度來看,現正處于去杠桿和穩杠桿階段,資產泡沫開始壓縮,違約風險暴露明顯增多,這給生產、投資等經濟增長帶來新的難題。以公開的債券市場為例,今年1—9月已出現違約債券110支,規模達到863億元。并且,債券市場發債出現了明顯的分化,央企等有政府背景的發債主體發行利率較低,而有不少評級不低的民營企業卻發行困難。同時,少數中小金融機構風險上升,對支持實體企業發展也帶來一定的影響。最近還碰到一個問題,今年以來由于受非洲豬瘟的影響,形成供給端沖擊,導致CPI過快上升,這對宏觀調控政策增加了新的壓力。

就講到這里,最后再強調一句話:我們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2020年也許是值得細心觀察和用心期待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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